在兵连祸结的民国时期，崇德县城的实业家屈指可数，程振翔就是其中的一位，而且是既涉足产业资本又金融资本的两栖实业家。程振翔的经历不仅仅是他个人的奋斗史，也是一代民族实业家在艰难时世中顽强搏斗痛苦挣札的缩影。

程家五少爷

在崇德程氏家族中被称为五少爷的程振翔出生于1888年，大名叫程世禄，振翔、逸民是他的字号。程家先祖系徽人，后徙居海宁硖石，祖上以经营餐饮酒店为业，究竟何时从硖石迁居崇德且办起程万森酱园，确切年代已难考证。据当时96岁高龄的程省吾女士（程振翔第六个女儿，1913年生）回忆：在她小时侯，老太公手里聘请的经理已经年纪很大了，经常给她们姐妹讲故事，说他亲眼目睹杨乃武小白菜押解进京途经崇福时，杨乃武的头发高高束起，头发上涂满油漆，船稍作停靠，杨乃武还上岸买东西吃。由此看来，程万森酱园在崇德开业比李道生酱园还要早好些年头，而后者是1880年开办的。

程振翔19岁大婚，位于城内万岁桥与中桥之间市河东侧的程宅装灯结彩，喜气洋洋。新娘汪闻一是塘栖汪合兴酱园的四小姐，汪氏家族开着余杭塘栖最大的酱园。婚后不久，汪闻一嫌后宅狭小不敞亮，程振翔就迁居养济弄新宅，那里有四开间楼房，也是程家的自有房产。

程振翔排行第五，上面还有两哥两姐。大哥小时与海宁名绅徐申如（海宁著名诗人徐志摩的父亲）的姐姐订亲，不料徐家小姐16岁尚未过门就病故了。大哥后来再娶一房，未曾生养，大哥就过世了。大嫂被徐申如接到硖石，当作亲姐姐看待。徐程两家红白大事互有往来，据说徐志摩到崇德来吃过喜酒，不过，那时他还未成为风流诗人，只是一个小孩子。程振翔的二哥比程振翔大六七岁，是个爱玩的花花公子，自己不做事业，还经常要在外面闯点小祸，据说当年与在善长典当铺做事的陈英士斗闹得不亦乐乎。二哥在外面出了事，常常是程振翔这个小弟出面摆平，镇上的人都知道程家有个五少爷，聪明能干会办事。

 万森酱园的掌门人

程万森酱园位于崇德南门司马高桥南侧，作坊占地数十亩，西边和北边濒临大运河，东边至一条小河浜为界，小河浜直通南沙渚港，是万森酱园进原料出成品的主要通道。河浜东岸是1911年创办的胡正号酱园，小河浜因此被叫作酱油浜。万森酱园前店后坊。以自产自销为主，兼营批发。万森酱园的总店在司马高桥南侧西堍，有坐南朝北面向运河的四开间营业门面，城里和北门外设有分店，其目的除了竞争，还有扩大企业影响的广告效应，真可谓一箭双雕。

酱园业向来有不成文的规矩：聘请代理人管理企业，酱园老板一般都不直接参与企业的经营管理；经理由老板或股份老板商量在高级职员中提拔委任，或向外聘用；分店负责人由经理或老板在一般职员中提任。万森酱园也是如此。

经营酱园的主要原料是黄豆、面粉等，设施仅有竹匾、箩、缸、木榨床等简单工具，生产工艺以自然晒制为主，春准备，夏造酱，秋翻晒，冬成酱；酱成后存放一年为陈酱，后再进行压榨出酱油，生产周期长达两年之久。造酱、酿酒与百姓生活关系密切，生产经营稳当牢靠。由于生产工具原始，工艺简单，产品成本低，赚头好，被众多工商业者所看好，纷纷创业加盟，故行业竞争比较激烈。

约在民国6年（1917），万森酱园经济效益明显下滑，程家人觉察到外帐房有贪污嫌疑。崇德城内程氏本家都有万森酱园大小不等的股份，但都没有参与生产经营管理，经理是外聘的，外帐房、内帐房、临时帐房也是外骋的。为此，程氏家族召开会议，商量对策，程家人一致认为应该由自己人来管理这个企业。族中长房程鸿生住横街西寺弄口，平时嗜酒如命，但遇事从不含糊，他环顾程氏族中诸人，点名点将要堂弟程振翔出场，全权负责万森酱园的经营管理。于是，年仅27岁的程振翔走马上任，成为万森酱园的掌门人，以一个实业家的身份走进崇德人的视野。

在这里还要说几句题外话，程鸿生只有一个儿子，名叫程月槎，17岁结婚，23岁过世。但他为这位鸿生大伯留下祥倌和菊倌两个日后有大出息的孙子，祥倌就是日后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的程庆国，菊倌是懂七国文字的学者。

且说程振翔出马主管万森酱园后，充分发挥他的聪明才智，风里来，雨里去，几年下来，把万森酱园打理得井井有条，生意日益兴隆，效益全面回升。程振翔抓住机遇，加大投入，把万森酱园带入全盛时期。此时的万森酱园已是酱作、酒作（黄酒）、烧酒作（白酒）、醋作、水作﹙不做豆腐﹚、焦糖作、饴糖作，号称七作齐全，除了崇德城内设有五家销售分店，还在斜桥、郭店、周王庙等地开办销售店，生意兴隆，财源广进，令崇德工商界人士刮目相看。为了管理方便，程振翔在司马高桥南堍的总店西侧出高价买下一座民宅，一家人从养济弄搬迁到新居。

 两度牢狱之灾

程振翔为人豪爽，喜好交往，乐善好施，口碑很好。但他为此也尝到不少苦果。他从万岁桥堍迁居养济弄后，有位朋友提出租借他的旧宅办当舖，他爽快地答应了。不料这位朋友经营不善，濒临破产，故意失火把这好端端一座豪宅烧成一片大白场。面对一个烧得“一无所有”的朋友，程振翔还能索赔到什么呢？只能自认倒霉。万森酱园生意红红火火，惹得一些人眼红。有人状告程振翔：前门挑白水，后门进私盐。于是，进私盐的莫须有罪名让程振翔蒙受牢狱之灾，当时正逢寒冬腊月，纷纷扬扬的雪花飘进简陋的牢房，落在程振翔的粥碗里，陪伴入狱的老家人曾经亲眼目睹这场“五少爷吃雪粥”的场景。最后程家化钱消灾，把程振翔保了出来。

又有一位朋友看程振翔有钱，劝他参股到嘉兴开钱庄，结果钱庄经理贪污腐化，钱庄倒闭，程振翔投进的资金不仅付之汪洋，还揽来一场牢狱之灾。原来嘉兴的县长也在该钱庄存了钱，钱庄一倒闭，县长也收不回投资。有人帮县长出主意：程振翔是钱庄股东，程家有钱，到崇德去找程振翔要。嘉兴县长就派人来把程振翔抓进嘉兴大牢，程家只得把白花花的银洋送去，人才放回来。

那是一个有理没处讲的年代，作为实业家的程振翔深感办实业的艰难，除了本业的经营难处和意想不到的种种磨难外，遇到敲诈勒索也是常有之事。当时军阀连年混战，常有败兵过境，败兵船队一靠岸，你得赔着笑脸用银钱打发人，不然，吃不了兜着走，你的家底情况怎么祥，当地几个无赖早与败兵通过气了。

 热心公益的县商会主席

随着社会阅历的丰富，程振翔也渐而认识到政治背景和社会地位对一个实业家是多么重要。1927年4月，北伐军进入崇德，国民党成为执政党。7月，成立国民党崇德县清党筹备委员会，七个委员中已有程世禄的大名。他的侄儿程裕昌高小刚毕业，在万森酱园做内帐房，也加入国民党，任第一区分部常委（程裕昌在抗战前曾任崇德镇副镇长，抗战后当了两年半崇福镇镇长）。

1929年1月，崇德县商会奉令改组为商统会，实行委员会制，程振翔被推为常务委员。1930年，县商统会改为县商会，业界公举程振翔为县商会主席，一直做到1934年才卸任。

程振翔热心公益事业，为镇上做了不少好事。如县政府为解决县城居民饮用水问题，决定在县前、城隍庙前、圣堂桥堍建造三口大型公井，请杭州孟裕通公司设计施工，他是主要经办人员。稍后即遇大旱之年，县城居民饮用水大半赖此三井。民国21年（1932），崇德县长毛皋坤联络地方士绅，创议建中山公园。先后建造中山纪念堂、民众茶室、六角亭、四角亭、陈英士纪念塔、吕晚村纪念亭等，他又是主要经办人员。程振翔作为主要经办人员不仅要费心费力，有时还要倒贴钱财。建造经费有缺口，他就用私款垫付，钞票一次次划付出去，弄得程家人忧心忡忡。民众茶室建造好后，他交给贫苦的王大春去经营，王大春一家人得以维持生计。此外，夏天施粥，冬天赠衣，百般慈善，无不尽心而为。百姓看在眼里，作坊里的工人更清楚，都说“翔东家是个好人”。

崇德县农民银行行长

程振翔任县商会主席后，社会交往增多，视野更为开阔，他开始涉足上海商品交易所，做起面粉、棉纱等商品投资，亲身感受了世界经济危机下金融证券市场的起伏动荡。他还涉足房地产，在北门外买进不少房产。1931年，他在东大街营门口丰泰绸布店内的一块空地上建造三间平房，与人合股开设久昌钱庄，自任经理。程振翔雄心勃勃，开始了从产业资本向金融资本领域的跨越。

1932年，刚当选为国民党崇德县常务执委的留良乡人田庆霓选中了程振翔，邀他一起筹建崇德历史上第一家商业银行——崇德县农民银行。程振翔任经理成为一行之长﹙该银行不设行长，经理职务最高﹚。农民银行在县政府东侧的营里（旧时驻兵之地）建造起全镇第一座砖混结构的西式楼房为行址，并在北门外坛弄内建造堆栈，主要业务为米、丝等实物质押贷款，以解决农民“蚕期缺米、禾熟缺钱”的困难，使农民及时获得再生产启动资金，购买种子、农具、肥料，促进农业发展。崇德县农民银行是官方经营的金融机构，主要资本由县政府在田赋中加厘征收筹集，一部分向社会公众募集股本。建行后，存贷款业务发展很快，为开拓业务，后来又在石门、洲泉设立办事处。

1932年8月13日的《崇德民报》登有一则新闻：“本县公款公产保管委员会经各法团选出程世禄等十人为侯圈人，呈省核圈。业誌本报兹闻省方已经签定程世禄、孙柳村、张柏寿、陈亚英、朱济等5人为保管委员，县府即日将发聘任云。”此时的程振翔已是崇德县里引人注目的公众人物，他具有多重身份：万森酱园的老板、久昌钱庄的经理、县商会主席、县农民银行行长、县公款公产保管委员会会长。

在动荡时局中溘然长逝

程振翔共生育10个子女，前9个都是女的，最后才盼来一个儿子，取名克慎，小名小和尚。大女儿程织亚嫁城内蔡家，嫁妆之丰，轰动一时。五女儿程静安出嫁西门董家时，程振翔嫌南门房子小不方便，特向横街守愚堂租借房子6个月，月租500元，还要花费房屋装潢费。程振翔为人大气，钱财视为身外之物，出手阔气是有名的。早年丰子恺去日本留学，其岳丈徐芮荪为赠川资发起“七人会”，每份1千元，每年举行一次，排定次序轮收，程振翔认了两份，排在二、六位。待交款时，有一人发生变卦，程又填认一份。后来这个“轮会”不知为何没有继续下去，程振翔也不计较。若干年后，丰子恺到崇福来，在岳丈家特地画一轴画，说是“送给振翔大伯”，这幅画抗战后还在程家，现已不知去向。

常言道：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世界经济危机的阴影和动荡的中国时局注定民族实业家将在劫难逃。程振翔万万没有料到他的鼎盛时期不仅很快就要结束，而且急转直下难于挽回。

一个个打击接踵而至：他在上海商品交易所的投资不顺，亏损不轻；农民银行发生金库盗窃案，作为前行长也难辞其咎；酱园业竞争激烈，效益每况愈下，资金调度已难于得心应手；夫人的大姐二姐都不成婚，各有5千私房钱存放在他这里，三姐嫁到杭州，无子女，也有钱存放在他这里，如今这些钱不仅难以保值增值，连安全性也成了问题。这一切不免给程振翔带来巨大的心理压力。1934年，程振翔辞去商会主席职务，接着关闭久昌钱庄，也许他想收束战线，奋力一搏，尽快摆脱困境。然而谈何容易，这是一场个人命运和时运的博斗，胜负早已注定。

1936年夏，日本的军舰经常骚扰东南沿海，国军五十七师三三九团近千名官兵由团长李炎光率领奉命驻防崇德县城。形势骤然紧张，人心惶惶，生意越来越难做，万森酱园七个作坊只得先关了四个，出去的货收不回钱，欠出的债催讨连连，几十个工人也催着拿钱回家。当庐沟桥事变消息传来之时，早已忧心如焚的程振翔终于撑不住生起一场大病。病中的他时刻关注着时局的变化，天天要女儿到县政府前去抄壁报，回去告诉他最新的时局消息。一个个坏消息让他沉疴不起，请镇上几个名医看病，也是药石无灵，不见好转。1937年8月26日，程振翔溘然长逝，医生说他死于心力衰竭。

1937年12月23日，日寇侵犯浙北，崇德沦陷。程万森酱园轰然倒下，从此再也没有站起来。

 位于司马高桥南侧的万森酱园总店旧址

〔附记〕笔者因参与编纂《崇福镇志》，在桐乡市档案馆接触到程振翔先生的一些史料。2009年春暖花开的时节，笔者走过苍凉寂寞的司马高桥，寻觅万森酱园的遗踪。在昔日的酱油浜旁，一位出生就在此地的60多岁老人对笔者说没听说过程振翔这个名字，而距他家60米处一片茂盛的苍松翠柏丛中，我却找到了程振翔和夫人汪闻一的合葬墓，墓前设有供桌，墓碑上嵌有两人的单身照，还有他们的女儿程织亚和女婿蔡品嘉之墓陪伴在侧。墓地数十平方米，四周设有护栏。旁人告诉我，程振翔幸亏有个外孙女在美国，不然其墓早已平掉了。世事沧桑，令人无限感慨！程振翔先生有才、有德、有能，是乡里颇有时代眼光的实业型人才。他身逢乱世，艰难创业，不忘造福桑梓，实属难能可贵。凝望墓碑上程振翔先生的照片，炯炯有神的双眼中似乎略带哀怨和忧伤。作为一个能人，有志未逮，也许他有太多的遗憾；作为一个实业家，备尝艰辛，也许他输得很不服气。客观地回顾程振翔先生在那个特定历史时期的一生作为，笔者认为无论其事业得失成败，乡土史上理应为这位历史人物留下一笔文字记载。

﹙原载《桐乡通讯》2009年第七期﹚

{作者介绍}

沈惠金

浙江桐乡人，大专学历，有一百多篇文章散见于《历史知识》《文史精华》《嘉兴学院学报》及《联谊报》《嘉兴日报》《桐乡通讯》等省内外报刊。曾参与编修《崇福镇志》《乌镇志》《福严寺志》《石门镇志》。著有《徐自华年谱》《崇德历史人物剪影》。